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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京报记者李永波

2001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日坛公园附近，哈贝马斯被“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电影导演姜文、作家徐行、哲学家周和媒体记者团团围住。他们都希望从这位“后工业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那里听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道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与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中能起到什么作用。也许，没有一个读书人能像他一样，被这样一群与众不同、令人眼花缭乱的群体所包围。哈贝马斯此次访华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寻找试验田。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

“你必须学会面对生活中人们的敌意。”15年前的今天，在他75岁生日的时候，哈贝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位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德国哲学家，自24岁崭露头角以来，就以其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宏大而完整的话题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较高的媒体曝光率，并以一种好斗的话语辩论方式影响着知识分子话语和公共议程。

在学术研究和公共话语之间，哈贝马斯总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在个人的号角和喧嚣之间，哈贝马斯知道如何在辩论中定位正确的批判和善政。这些也把他推入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双重拷问中。同时，由于他的公开政治干预活动，不断提醒我们重新探索民主及其边界的现实问题。无论是早期因批判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而一炮走红，还是在动荡中积极捍卫欧盟，哈贝马斯一生都在探索民主的未来和可能性。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不仅影响着学术话语，也在公共领域不断发挥作用: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他在一个历史谱系中探讨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解体，希望延续资本主义后期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在《知识与人的利益》中，他考察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了有见地的参考。在理论和实践上，哈贝马斯构建了一个新的批判理论的哲学框架；然后，在两卷本的巨著《交往行为论》中，我们希望通过理性的审议程序，就如何重塑社会提出不同的方案，在期待政策保持批评和修正的同时，也对制度进行修正；当然，面对世界的转折，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了类型学的重新评估和分析，为全球民主的健康发展探索新的可能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深谙媒体之道的哈贝马斯就一次又一次以论辩的口吻与时代调情，思考如何深化民主事业。当然，由于哈贝马斯好斗的个性，他长期以来一直伴随着争议。无论如何，这个“不想成为思想家的思想家”已经为世界之路和时代未来奋斗了90年。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公开辩论，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知识分子——这种人经常攻击自己的同类，宣布自己的灭亡——有一件事是不能允许的，那就是变得愤世嫉俗。”

在这个场合，我只能祝:生日快乐，哈贝马斯！

生日快乐，哈贝马斯！(视频制作:实习生魏晓琳)

一个

反思德国人的历史责任:指责海德格尔

尤尔根·哈贝马斯出生的时候，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爆发。生活的重负持续升温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曾经被视为民主理想的魏玛已经摇摇欲坠。后来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哈贝马斯和他的同龄人称为“高射炮的一代”

(防空一代)

因为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纳粹德国度过的，所以大部分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个准军事组织的训练任务之一就是让这些少年操作高射炮，击落德国上空的盟军战机。

哈贝马斯也不例外。他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15岁时奉命操作高射炮。事实上，哈贝马斯后来透露，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的“被动支持者”，并承认自己年轻时也曾相信所谓的纳粹世界观。

但与同龄人相比，年轻的哈贝马斯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醒，对极端民族主义保持着疏离。这可能是由于他先天性唇腭裂的生理缺陷。一方面，语言障碍使他成为主流社会的“局外人”；另一方面，长期受到周围人的歧视也让哈贝马斯有了更强的道德敏感性。

哈贝马斯传记: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作者:(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译者:刘峰。版本: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

1945年，二战结束。这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走向，也彻底改变了这个德国少年的人生方向。纽伦堡审判和有关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让哈贝马斯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德国同胞对犹太人的非人迫害和血腥事实。巨大的影响不仅使哈贝马斯因其民族的深重罪孽而感到羞愧和悲伤，也促使他开始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这个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决心以德国的战后重建为天职。

与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或西奥多·阿多诺不同，哈贝马斯既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受到纳粹迫害。他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来自赤裸裸的生命威胁，而是来自直面事实后的深刻反省。德国人在这场人祸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很多人都没有勇气回顾这段悲惨的过去，包括当时德国学术泰斗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哈贝马斯从事哲学的向导，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然而，当哈贝马斯在1953年读到新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话时，这位虔诚的学生内心感到了“难以形容的震撼”。《形而上学导论》收录了海德格尔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的演讲。它谈到了“这场运动的内在真相和伟大之处。”哈贝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不会误解这个术语中的法西斯含义。

当时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哈贝马斯毫不犹豫地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在这次谴责中，哈贝马斯并没有强烈谴责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立场。他只告诉海德格尔，他允许1935年的讲稿不经修改直接发表。二战结束多年后，当他拒绝承认错误时，他大发雷霆。

青年时代的哈贝马斯。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爆炸性的讨论。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但更多的人是在为海德格尔辩护。海德格尔本人完全否认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与海德格尔的争论开启了德国未来30年对二战历史态度的大辩论。1986年，一大批历史学家响应德国总理美国柯尔百货公司的“新历史政策”，试图通过为纳粹行为开脱来为修正主义历史写作铺平道路。57岁的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上大声疾呼:德国的道德认同与“承认对纳粹罪行负有共同责任”紧密相连，需要“批判地继承”德国的历史传统。

回顾年轻的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这场争论的双方是如此的不同:一方是著名的哲学家，一方是24岁的大学生。然而，这场争论标志着哈贝马斯正式走上了他所谓的“公共领域”的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履行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贝马斯的部分著作中译本《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事实与规范之间》(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图书封面。

二

重建战后德国的公共领域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与社会保持怎样的关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雷福斯事件开始，这种讨论就从未停止过，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联邦德国，关于知识分子角色和责任的争论更是如火如荼。

哈贝马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有明确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不仅仅是因为他思想权威或者有专业知识。他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积极参与了对话，并对一件事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从质疑海德格尔开始，哈贝马斯将自己暴露在各种论证中。他认为，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下，真相总是越来越清晰。

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都弥漫着反叛的气息。西德的左翼激进势力难以遏制。一伙左翼武装分子分裂成恐怖组织，在西德纵火、绑架、杀人，最终诱发了改变西德政治气候的“德国之秋”事件。一些保守的学者将激进派的思想根源归结于法兰克福学派和所倡导的批判理论，这让哈贝马斯坐不住了。

在对桑德海姆的反击中，哈贝马斯用口号式的语言斥责他将批判理论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场与自由保守派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仅是一场围绕“启蒙”主题的学术争论，更是一场公共领域反对70年代末西德迅速转向保守主义的政治氛围。

在这种两极分化的对抗中，哈贝马斯仍然相信交往理性的存在，也相信有一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知识分子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可，完全取决于论点能否在公众讨论中得到验证，而不是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他人。

1981年，哈贝马斯完成了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使他正式进入当代最受关注的思想家行列。在这几十年间，他也用公开辩论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制度王国。

《交往行为理论》的封面(SuhrkampVerlag出版)1995年再版。

三

最后的“欧洲人”

意大利《快报》周刊在1995年采访了66岁的哈贝马斯。当记者问“现在做德国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哈贝马斯回答说:“确保人们不会因为1989年的快乐日子而忘记1945年的启蒙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统一的进程，哈贝马斯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政治理论、法律和宗教问题。当无数德国人涌上街头为柏林墙的戏剧性倒塌欢呼时，这位一直在“唱反调”的哲学家却试图与尖锐的历史转折点保持距离。国家的统一让他担忧，强大的民族主义概念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慢慢恢复。他更喜欢“联合”这个词，而不是“统一”。

从1990年到1992年，哈贝马斯连续两年在《时代周刊》上撰文，批判强迫性的“领土拜物教，仿佛合并了民主德国就能得到某种传承。”但这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国民的政治自我意识，使得某种程度上不可能有双方平等关系的统一过程。

德国统一的既成事实让哈贝马斯担心德国的大国偏执可能会复发。他早年的经历和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使他对民族主义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有更好的选择吗？哈贝马斯沿袭康德的世界公民概念，构想了一个理想的未来世界形态:一个以民主形式实行社会自我调节的“世界公民社会”，欧盟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雏形。

哈贝马斯和HermanVanRompuy(欧洲理事会第一任常任主席)正在进行哲学和政治的对话。

现在，欧洲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像哈贝马斯那样，热切地希望有一天欧洲能成为一个没有国界的政治统一体。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欧盟解体困境的答案绝对不是英国退出欧盟那样的民族主义的退却，而是应该改变精英主义的管理模式，强化横向决策机制。换句话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德法两国政府在欧盟的霸权地位，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决策权。

在欧洲一体化的讨论之后，哈贝马斯转向关注国际法。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他因撰写支持北约军事干预的文章而受到批评。批评者说，1968年的哈贝马斯曾站在反越战的第一线，但三十年后他为了一己私利忘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四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哈贝马斯批评美国的出兵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哈贝马斯还参与了基因技术与生命伦理、自然主义与自由等公共话题的辩论，使自己不时成为争议人物...

是什么让这位年近九旬的思想家一生不断地涉足公共事务，并在各种激烈的争论中清晰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哪怕是遍体鳞伤？是生气的性格吗？媒体经常把哈贝马斯描绘成一个愤怒的老人。至少，哈贝马斯必须知道打破沉默的代价。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学会面对生活中人们的恶意。有时恶意的折磨会持续几十年。”"...但如果有一件事不能被允许，那就是愤世嫉俗。”

作者:李永波编辑:徐跃东

校对:翟勇军